《西湖游览志余》[明] 田汝成 辑撰-pdf

《西湖游览志》与《西湖游览志余》是田汝成归杭后，绝意仕途，盘桓湖山，遍访浙西名胜而撰成的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入史部地理类，谓：“是（两）书虽以游览为名，多纪湖山之胜，实则关于宋史者为多。故于高宗而后，偏安逸豫，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”这是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的共同特点，如《西湖游览志余》第三卷即《偏安佚豫》，详细地记述了宋高宗、宋孝宗君臣父子在乾道、淳熙间，偏安临安，佚豫享乐的情景，这使得《西湖游览志》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超出了一般地志书的范围，具有寄托遥深，鉴察兴亡的作用。而书中广泛搜集历代诗人有关杭州舆西湖山水的题咏，又使两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。

《西湖游览志余》是田汝成在编辑《西湖游览志》过程中“摭拾南宋轶闻，分门胪载。大都杭州之事居多，不尽有关于西湖，故别为一编，例同附录”。它与《西湖游览志》不同，主要围绕南宋临安与西湖，记述有关史事、掌故、轶闻，使读者从中得以了解从南宋到明朝代中叶以前杭州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风貌，正如《四库提要全书总目》所说：“非惟可广见闻，并可以考文献。”故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一书，是研究杭州地方史的重要文献。

不过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也有明显的缺陷，作者引书往往独恃记忆，随意性很大，所引文字经常并非原文，只是大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整理时一般不加引号。而且还有错误的情况，如卷一〇《才情雅致》将杨万里诗“毕竟西湖六月中”误为苏轼诗，卷二一《委巷丛谈》将《鹤林玉露》作者罗大经误为葛立之，又谓《梦粱录》作者吴自牧为无名氏，卷二五《委巷丛谈》将《水浒传》作者罗贯中错说成南宋时人，卷二六《幽怪传疑》中记邢凤事，本出于唐人传奇《异梦录》，却误唐时为宋时。另外，书中所记载主要是二手材料，大多杂钞宋元笔记，如《齐东野语》、《武林旧事》等，文献价值不是高。

《西湖游览志余》与《西湖游览志》最早是于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杭州知府严宽初刻，是为嘉靖本；然后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巡按范鸣谦重修，是为范刻本；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知府季东鲁又重修，是为季刻本；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商维浚又重新编订此书，增改了很多内容，是为商氏增删本；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又有姚靖重新编订此书，作了大幅删减，“汇《游览志》二十四卷为八卷，《志余》二十六卷为十八卷”，是为姚刻本；乾隆年间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时亦收入此书，馆臣又加修改，是为《四库》本；最后是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丁丙兄弟汇集诸刻，编订的嘉惠堂本，并收入《武林掌故丛编》。三百五十年间，此书共有上述七个版本。

光绪二十二年丁丙嘉惠堂本云：“始刻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，继修于万历十二年巡抚范公鸣谦，至二十五年杭州太守季公东鲁又刻之，及四十七年会稽商氏维浚略为增益，别新雕镂，是七十三年中板凡四刻矣。”据上文可知，这个说法并不准确。而且，对照以上各个版本，《西湖游览志》自范刻本开始，便与嘉靖本有了不小的差异。而商刻本也非丁丙所云“略为增益”，而是对二书有大量的增补。

此次点校，我们以嘉靖二十六年初刻本为底本，校以万历十二年范鸣谦补刊本、商维浚增补本、《四库》本。各本中，姚刻本由于删改过多，已失原貌，所以不宜作为参校本。之所以采用范刻本是因为它是除嘉靖本以外最早的刻本。商刻本在第七、九两卷之后补入大量内容，在以往点校本中均未见到，而该本其他与底本略异之处多误，所以仅将该本增加的内容在第七、九两卷末以楷体字补入。而《四库》本虽然依据的是范刻本和季刻本，但与各本也有不同之处，而且流传甚广，故亦作为参校本。作者引文能找到出处的，尽量参校前代笔记、文集之属，找出原文，并参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标点校本。凡可以确定底本错误的，径行改正，在校记中说明依据。底本不误的情况，适当引用异文，以资参考。另外，《西湖游览志余》所引诗词较多，在点校过程中，发现有异文处，点校者在文献对校基础上，再根据格律和诗意决其正误，解决了以往整理本未解决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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